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(167册 39.14GB)PDG电子版下载
发布时间:2021-01-07 点击数:3023
书名: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(167册)
作者:国家图书馆编
出版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时间:2002年
格式:PDG
大小:39.14GB
册数:167册
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包括以下四种:
1、东北卷:12册(2.7G)
2、华北卷:66册+索引1册(17.27G)
3、华东卷上编:68册(14.31G)
4、西北卷:20册(4.87G)
华 北 卷
该卷所收人物传记资料由明、清两代及民国时期华北地区(北京市、天津市、山西省、河北省、内蒙古自治区)一千一百余种方志中精心遴选出四百余种整理、汇编、影印而成。不但内容涉及方志中与人物有关的各类传记、表志及与艺文志中的墓志、碑记、传诔等,帝王将相、三教九流,无所不包;而且所收人物远及上古,下迄民国。与记载人物传记资料的其他历史文献相比,本丛刊无论从所收人物的数量、范围,还是从其所包容的时间断限、社会历史及地域人文内涵看,都是最全面、最丰富的,因而也最具参考价值。
东 北 卷
本卷由1949年以前编纂的现属东北地区的一百余种方志中精心辑录、整理、汇编而成。内容包括方志中的各类人物传记、各种表志及艺文志中的墓志、碑记、传诔等。涉及人物远至上古 ,下迄民国;从名宦、乡型、乡宦、仕进,到孝友、节烈、耆旧、寿民、方技等,网罗殆尽 。堪称内容最全面充分,范围最广博齐全、参考价值最大的记载东北地区人物传记资料的大型历史文献汇编。本卷每册卷首置细目,以便分类检索。另附《人物姓名笔画索引》一册。
华 东 卷 上 编
华东卷上编共收录山东、江西、福建、台湾四省300多种方志中4万余历史人物的传记资料。资料摘自每种方志中的人物志、职官志、选举志和艺文志等,对研究该四省籍和曾经任职于四省的历史人物,无疑是最翔实的参考文献。
西 北 卷
本书为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的第一部—西北地区分卷。所收人物传记资料是从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明代、清代、民国时期西北五省区(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青海、新疆)近600种方志中精选出的228种方志,基本囊括了北图所藏西北五省区各州府县志。选编的内容涉及方志中与人物有关的各个门类,主要有:各类人物传;各类表志;还有金石、文徵、艺文类中的墓志、碑铭、传记、去思录等等。收录的人物传记资料在时限上远及上古,下迄民国;在范围上,无论帝王将相,三教九流,无所不包。其中还穿插着不少当时的编纂者(多为历史文化名人)所做的按语。
出 版 说 明
中国的地方志源远流长,其踪迹可溯至上古。据史籍记载:周置五史,专司典籍及记事之职,列国诸侯亦有记事之史。其典守的地理书与记注的志乘、春秋之类,均藏于周官。小史掌邦国之志,外文掌四方之志,职方拿天下之图。故司马光、马光祖二人都以为方志之书起源于周官所掌(见《河南志序》、《景定建康志》)。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对此也有同感,他认为,史“有天下之史,有一国之史,有一家之史,有一人之史。传状志述,一人之史也;家乘谱牒,一家之史也;郡府县志,一国之史也;综纪一朝,天下之史也”(《州县请立志科议》)。章氏此言,实比附方志出于周官之说。所谓“一国之史”,即小史所掌的“邦国之志”(“一国”、“邦国”均指秦汉以后的地方行政区域,如府郡州县等;“中国”则统称为“天下”),也正是后世的方志之书。
从现存典籍来看,成书于先秦时期的《尚书·禹贡》和《山海经》,应为方志的萌芽;汉以后的《越绝书》、《吴越春秋》、《华阳国志》、《三辅黄图》、《洛阳伽蓝记》等,已初具史志规模;隋唐以下,又编纂了总志,如《诸州图经集》、《区宇图志》、《元和郡县志》等;《太平寰宇记》更增以人物及艺文,遂成州县志书之滥觞。元明以后,各地方志的修撰不仅数量大增,在体例上也有所变化,即人物传记类及书目艺文类内容不断膨胀,乃至引起了清乾隆时期四库馆臣的批评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史部地理类序》说:“元明以后,体例相沿,列传侔乎家牒,艺文溢于总集,末大于本,而舆图反若附录。”方志的体例究竟应该如何,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,但作为汇集一方综合资料、且又续修不断的史志来说,反映历史发展中变化较大的人文方面的内容,当然应大大多于相对稳定的自然地理状况。实际上,正是方志中异常丰富的人物传记资料,使我们产生了编纂此书的念头。
在中国古代史料中,比较集中反映人物传记内容的体裁大约有四种:正史、年谱、墓志和方志。正史由国家的专门机构负责编撰,在材料的搜集,人力、财力诸方面均有充分的保证,因此其人物传记具有史料翔实、语言文字水平较高等优点。但正史的“国史”性质,决定了它在所收人物的数量和层次上,要受极大的限制,相当多有一定影响的历史人物不能入选,或虽予列入,却因篇幅等方面的制约而语焉不详。年谱按年代顺序记录谱主的生平事迹及相关履历,是一种非常系统的个体人物传记资料。但编撰过年谱的历史人物毕竟是极少数。而且年谱的编撰及收藏都具有较大的独立性,人们查阅起来很不方便。墓志是墓主死后人们为其撰写并刻于石碑上的传记性文字,也是一种价值较高的史料,不少墓志还兼具了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。然而墓志大多是埋于地下很多年后才陆续出土,出土后尚需墨拓后方可流传使用。方志与正史在体例上有不少相近之处。例如正史中除去一般的人物列传外,还有儒学、文苑、循吏、方术、孝友、列女等类传;方志也是如此,不仅有人物列传,另外还开辟了先贤、忠义、艺术、逸民等类目。
方志在体例上与正史也有不同的地方。具体到人物传记资料方面,由于限制较少,方志不仅所收人物的数量和记述的细节较多外,还经常在条目的设置和资料的排比运用上别出心裁。这种有悖于正史传统观念的做法,大概正是招致四库馆臣批评的主要原因吧。不过,事物总有其两面性,从史料学宁滥勿缺的角度来看,方志中不少“类例不精”、“头绪烦杂”的记载,对于我们今日的研究工作还是十分有用的。例如清代不少方志中都有“职官”、“秩官”一类的表志,将辖区内的文武官员按先后次序逐一排列,上至总督巡抚,下到各县参佐,所列之人一般虽只有姓名、品秩、任期等寥寥数语,由于年代久远,篇幅仍十分庞大。如此烦杂的表志,实质性内容又不多,因此很难引起研究者的关注。但细究起来我们就会发现,这是一份较为完整的地方官吏任职档案,不仅对当地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,其中一些内容还可以作为旁证,去印证、核实某些可能是十分重要的史实。如果将多个地区方志中的此类表志集中起来,进行比较研究,我们甚至可以从中透视出满清政府二百多年来在用人制度、民族政策上的某些轨迹。一些方志还将本地区在某次战役或事件中阵亡、死难者的名录汇集成编。如《陕西通志》中就有乾嘉时期征金川、征甘肃、征川楚,咸丰间从征江南,以及不同时期其它战役与事变中死亡者的名单,所列极为详细。此举在当时大概出于表彰、纪念之意,有无史料价值呢?当然有。通过上述资料,再参考其它文献,我们至少可以对该次战役的规模、激烈程度,军队人员的组成,使用情况,以及战役或事变之后对当地所产生的影响作出某些判断。
方志在体例上相对灵活的另一个表现是,在它们的“金石”、“文征”或“艺文”类中,也保存了大量的人物传记资料,其中数量最多的就是墓志。
前面曾提到过,墓志是重要的人物传记资料,但仅靠出土后的墓志,流传、使用都很不方便。一些地区在修撰方志时,便将当地人所撰写,或当地人物的墓志铭文收集起来,汇编进去。例如,仅在西北几省的方志中就收录了数百种墓志铭,以及有关墓志铭的考证及线索。这就极大地方便了墓志资料的使用者。
在上述四种体裁的人物传记史料中,只有正史是一部完整的、经过后人整理过的书,并且具有检索系统。方志中的人物传记资料虽然十分丰富,而且中国古代的地方志数量也相常多(据《全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记载,约有八千多种),但这些方志大多藏在各地图书馆的善本库中,研究者使用起来甚为不便。年谱、墓志的情况也大体如此。为此,我社于一九九三年便制订了编辑出版《年谱丛刊》和《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》的计划。经过六年的努力,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》已于一九九九年三月出版。《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》二 OO一年起,可以陆续问世。至二OO二年,集史料价值与书法艺术价值于一身的《墓志丛刊》,也将与广大读者见面。
与《北京图书尔藏珍本年谱丛刊》一样,《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》也以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为底本编辑影印而成。国家图书馆共藏有中国地方志六千四百多种,约占《全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中所列书目的百分之八十。本丛刊直接采用的地方志有三千种左右,但在编辑过程中参考对照的方志都在六千种以上。因为各地方志的修撰都具有连续性,后代续修者常把先前所修志书的一些内容全部照搬,或改动不大。因此,我们在编辑过程中为免重复,同一地区的方志在质量有保证的情况下,一般采用后修的本子;如早期的本子确实优于后来者,即采用前者,再用后修本子中的内容作补充。全书共分西北、西南、东北、华北、华南、华东六卷。为便于使用,在每卷后附有人名笔画索引。
由于本书规模较大,原书的体例又很复杂,加之编辑者水平所限,书中可能存在不少问题,敬希有关专家及研究者不吝指教,以便再版或续修时改正。
作者:国家图书馆编
出版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时间:2002年
格式:PDG
大小:39.14GB
册数:167册
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包括以下四种:
1、东北卷:12册(2.7G)
2、华北卷:66册+索引1册(17.27G)
3、华东卷上编:68册(14.31G)
4、西北卷:20册(4.87G)
华东卷上编共应80册,缺第01、0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31、34、80诸册,故现有为68册。东北卷、华北卷、西北卷完整无缺。
华 北 卷
该卷所收人物传记资料由明、清两代及民国时期华北地区(北京市、天津市、山西省、河北省、内蒙古自治区)一千一百余种方志中精心遴选出四百余种整理、汇编、影印而成。不但内容涉及方志中与人物有关的各类传记、表志及与艺文志中的墓志、碑记、传诔等,帝王将相、三教九流,无所不包;而且所收人物远及上古,下迄民国。与记载人物传记资料的其他历史文献相比,本丛刊无论从所收人物的数量、范围,还是从其所包容的时间断限、社会历史及地域人文内涵看,都是最全面、最丰富的,因而也最具参考价值。
东 北 卷
本卷由1949年以前编纂的现属东北地区的一百余种方志中精心辑录、整理、汇编而成。内容包括方志中的各类人物传记、各种表志及艺文志中的墓志、碑记、传诔等。涉及人物远至上古 ,下迄民国;从名宦、乡型、乡宦、仕进,到孝友、节烈、耆旧、寿民、方技等,网罗殆尽 。堪称内容最全面充分,范围最广博齐全、参考价值最大的记载东北地区人物传记资料的大型历史文献汇编。本卷每册卷首置细目,以便分类检索。另附《人物姓名笔画索引》一册。
华 东 卷 上 编
华东卷上编共收录山东、江西、福建、台湾四省300多种方志中4万余历史人物的传记资料。资料摘自每种方志中的人物志、职官志、选举志和艺文志等,对研究该四省籍和曾经任职于四省的历史人物,无疑是最翔实的参考文献。
西 北 卷
本书为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的第一部—西北地区分卷。所收人物传记资料是从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明代、清代、民国时期西北五省区(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青海、新疆)近600种方志中精选出的228种方志,基本囊括了北图所藏西北五省区各州府县志。选编的内容涉及方志中与人物有关的各个门类,主要有:各类人物传;各类表志;还有金石、文徵、艺文类中的墓志、碑铭、传记、去思录等等。收录的人物传记资料在时限上远及上古,下迄民国;在范围上,无论帝王将相,三教九流,无所不包。其中还穿插着不少当时的编纂者(多为历史文化名人)所做的按语。
出 版 说 明
中国的地方志源远流长,其踪迹可溯至上古。据史籍记载:周置五史,专司典籍及记事之职,列国诸侯亦有记事之史。其典守的地理书与记注的志乘、春秋之类,均藏于周官。小史掌邦国之志,外文掌四方之志,职方拿天下之图。故司马光、马光祖二人都以为方志之书起源于周官所掌(见《河南志序》、《景定建康志》)。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对此也有同感,他认为,史“有天下之史,有一国之史,有一家之史,有一人之史。传状志述,一人之史也;家乘谱牒,一家之史也;郡府县志,一国之史也;综纪一朝,天下之史也”(《州县请立志科议》)。章氏此言,实比附方志出于周官之说。所谓“一国之史”,即小史所掌的“邦国之志”(“一国”、“邦国”均指秦汉以后的地方行政区域,如府郡州县等;“中国”则统称为“天下”),也正是后世的方志之书。
从现存典籍来看,成书于先秦时期的《尚书·禹贡》和《山海经》,应为方志的萌芽;汉以后的《越绝书》、《吴越春秋》、《华阳国志》、《三辅黄图》、《洛阳伽蓝记》等,已初具史志规模;隋唐以下,又编纂了总志,如《诸州图经集》、《区宇图志》、《元和郡县志》等;《太平寰宇记》更增以人物及艺文,遂成州县志书之滥觞。元明以后,各地方志的修撰不仅数量大增,在体例上也有所变化,即人物传记类及书目艺文类内容不断膨胀,乃至引起了清乾隆时期四库馆臣的批评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史部地理类序》说:“元明以后,体例相沿,列传侔乎家牒,艺文溢于总集,末大于本,而舆图反若附录。”方志的体例究竟应该如何,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,但作为汇集一方综合资料、且又续修不断的史志来说,反映历史发展中变化较大的人文方面的内容,当然应大大多于相对稳定的自然地理状况。实际上,正是方志中异常丰富的人物传记资料,使我们产生了编纂此书的念头。
在中国古代史料中,比较集中反映人物传记内容的体裁大约有四种:正史、年谱、墓志和方志。正史由国家的专门机构负责编撰,在材料的搜集,人力、财力诸方面均有充分的保证,因此其人物传记具有史料翔实、语言文字水平较高等优点。但正史的“国史”性质,决定了它在所收人物的数量和层次上,要受极大的限制,相当多有一定影响的历史人物不能入选,或虽予列入,却因篇幅等方面的制约而语焉不详。年谱按年代顺序记录谱主的生平事迹及相关履历,是一种非常系统的个体人物传记资料。但编撰过年谱的历史人物毕竟是极少数。而且年谱的编撰及收藏都具有较大的独立性,人们查阅起来很不方便。墓志是墓主死后人们为其撰写并刻于石碑上的传记性文字,也是一种价值较高的史料,不少墓志还兼具了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。然而墓志大多是埋于地下很多年后才陆续出土,出土后尚需墨拓后方可流传使用。方志与正史在体例上有不少相近之处。例如正史中除去一般的人物列传外,还有儒学、文苑、循吏、方术、孝友、列女等类传;方志也是如此,不仅有人物列传,另外还开辟了先贤、忠义、艺术、逸民等类目。
方志在体例上与正史也有不同的地方。具体到人物传记资料方面,由于限制较少,方志不仅所收人物的数量和记述的细节较多外,还经常在条目的设置和资料的排比运用上别出心裁。这种有悖于正史传统观念的做法,大概正是招致四库馆臣批评的主要原因吧。不过,事物总有其两面性,从史料学宁滥勿缺的角度来看,方志中不少“类例不精”、“头绪烦杂”的记载,对于我们今日的研究工作还是十分有用的。例如清代不少方志中都有“职官”、“秩官”一类的表志,将辖区内的文武官员按先后次序逐一排列,上至总督巡抚,下到各县参佐,所列之人一般虽只有姓名、品秩、任期等寥寥数语,由于年代久远,篇幅仍十分庞大。如此烦杂的表志,实质性内容又不多,因此很难引起研究者的关注。但细究起来我们就会发现,这是一份较为完整的地方官吏任职档案,不仅对当地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,其中一些内容还可以作为旁证,去印证、核实某些可能是十分重要的史实。如果将多个地区方志中的此类表志集中起来,进行比较研究,我们甚至可以从中透视出满清政府二百多年来在用人制度、民族政策上的某些轨迹。一些方志还将本地区在某次战役或事件中阵亡、死难者的名录汇集成编。如《陕西通志》中就有乾嘉时期征金川、征甘肃、征川楚,咸丰间从征江南,以及不同时期其它战役与事变中死亡者的名单,所列极为详细。此举在当时大概出于表彰、纪念之意,有无史料价值呢?当然有。通过上述资料,再参考其它文献,我们至少可以对该次战役的规模、激烈程度,军队人员的组成,使用情况,以及战役或事变之后对当地所产生的影响作出某些判断。
方志在体例上相对灵活的另一个表现是,在它们的“金石”、“文征”或“艺文”类中,也保存了大量的人物传记资料,其中数量最多的就是墓志。
前面曾提到过,墓志是重要的人物传记资料,但仅靠出土后的墓志,流传、使用都很不方便。一些地区在修撰方志时,便将当地人所撰写,或当地人物的墓志铭文收集起来,汇编进去。例如,仅在西北几省的方志中就收录了数百种墓志铭,以及有关墓志铭的考证及线索。这就极大地方便了墓志资料的使用者。
在上述四种体裁的人物传记史料中,只有正史是一部完整的、经过后人整理过的书,并且具有检索系统。方志中的人物传记资料虽然十分丰富,而且中国古代的地方志数量也相常多(据《全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记载,约有八千多种),但这些方志大多藏在各地图书馆的善本库中,研究者使用起来甚为不便。年谱、墓志的情况也大体如此。为此,我社于一九九三年便制订了编辑出版《年谱丛刊》和《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》的计划。经过六年的努力,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》已于一九九九年三月出版。《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》二 OO一年起,可以陆续问世。至二OO二年,集史料价值与书法艺术价值于一身的《墓志丛刊》,也将与广大读者见面。
与《北京图书尔藏珍本年谱丛刊》一样,《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》也以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为底本编辑影印而成。国家图书馆共藏有中国地方志六千四百多种,约占《全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中所列书目的百分之八十。本丛刊直接采用的地方志有三千种左右,但在编辑过程中参考对照的方志都在六千种以上。因为各地方志的修撰都具有连续性,后代续修者常把先前所修志书的一些内容全部照搬,或改动不大。因此,我们在编辑过程中为免重复,同一地区的方志在质量有保证的情况下,一般采用后修的本子;如早期的本子确实优于后来者,即采用前者,再用后修本子中的内容作补充。全书共分西北、西南、东北、华北、华南、华东六卷。为便于使用,在每卷后附有人名笔画索引。
由于本书规模较大,原书的体例又很复杂,加之编辑者水平所限,书中可能存在不少问题,敬希有关专家及研究者不吝指教,以便再版或续修时改正。
参加本丛刊编辑工作的除编委会名单所列外,还有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及北图出版社影印编辑室等处的其它同志。另外,河北大学图书馆崔广社、内蒙古图书馆贾凡、达来,以及冯惠民、李雄飞、张剑平等先生,为本书的资料收集、编目等工作提供了极多的帮助,在此一并表示感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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